澎湃新闻消息，在近日刚刚落幕的自民党党代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次释放了强烈的修宪信号。
\n“是时候修改宪法了。”她在演说中明确表示，宪法修改不再是“讨论的课题”，而应成为“执行的任务”。而会上通过的所谓自民党“下一代新愿景”中更是将修宪称为“关乎国家生死的必要举措”（死活的に求められている）。
\n这并非高市第一次作出类似表态。她当前力推的修宪方向主要有三个：明确写入自卫队地位、增设“紧急事态条款”以及优化参议院选举投票程序。如果说三者之中哪一项最具现实冲击力与争议性，那么毫无疑问是“自卫队入宪”。
\n高市强调：“一个国家若不能在法律上给予其守护者尊严，便无法应对新时代的国家危机。”然而，在这番看似慷慨激昂的辞藻背后，却隐藏着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巨大转型，以及对民意真实诉求的深度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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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党大会上发表演说。来源：社交媒体
\n合法不合宪的“尴尬”与“理所当然”
\n从常识来看，一个国家的正规、常设武装力量被写入宪法，是再正常不过的安排。然而，日本却长期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自卫队作为一支常设军事力量，事实上承担着国家防卫职责，却并未被明确写入宪法，而是依赖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解释”而存在。
\n战后以来，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导致这支拥有世界一流装备和战斗力的军队，在法律地位上一直顶着“自卫组织”的名头，长期处于“合法（有《自卫队法》）但不合宪”的“灰色地带”。
\n这种“法律名分”的缺失，一直被日本右翼势力视作日本作为“正常国家”的缺憾。更重要的是，民意也在发生变化。
\n日本内阁府今年发布的《2025自卫队与防卫问题的舆论调查》显示，国民对自卫队的“好感度”高达 93.5%；对于自卫队“规模与能力”，50.1%的受访者倾向“维持现状”，但优势在缩小，认为“应该增强”的比例为44.7%，比3年前提升了3.2%，反映出目前安保环境变化下的民意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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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维持现状的受访者仍超半数，但相比三年前正在缩减。来源：调查问卷页面
\n而从众议院“宪法审查委员会”七个政党的立场来看，除日本共产党明确反对修宪之外，“自卫队”与“紧急事态”的核心议题成为其它各党派的“最大公约数”，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与自民党保持高度一致，其它中间派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对自卫队地位进行明确化处理。
\n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将武装力量通过宪法加以定义、赋权与约束，看似十分“合理”。但对日本来说却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简单地说，就是“自卫队”入宪后叫什么、有多大的“行动空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情况下能被授予超常规的行动权力，这都需要重新讨论。
\n灰色地带的消失与“紧急事态”的隐忧
\n所以高市打出了第二张牌——通过修宪引入“紧急事态条款”。
\n她的思路是将自卫队入宪与“紧急事态条款”相结合。也就是说，不仅要承认自卫队的存在，还要赋予首相在特殊情况下动用自卫队及限制个人权利的超常规权力。
\n但问题在于，日本社会对“紧急事态权力”的态度，远比对“自卫队存在”的态度复杂得多。其本质来自于深层的历史记忆——对国家权力失控的恐惧。这种恐惧源自战前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逐步滑向军国主义的经验。
\n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日本战后宪法刻意避免赋予政府“例外权力”。而一旦通过紧急事态条款，就意味着重新打开这一“制度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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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上自卫队维和部队成员在南苏丹执行任务。2011年11月以来，日本一直向联合国南苏丹维和部队派遣陆上自卫队人员。来源：网络
\n这种“打开缺口”的意图引发了日本社会深刻的政治恐惧。虽然官方的调查显示民众支持“增强防卫”，但在“如何赋权”的问题上，民意却表现出极度的保守。
\n《自卫队与防卫问题的舆论调查》指出，当被问及期待自卫队承担何种角色时，选择“灾害救援及患者运输”和“遭受武力攻击时疏散和保护居民”的人群比例高于“应对攻击和国家安全保障”，与上一次调查结果相比，整体上未出现明显变化。
\n超过55%的日本国民认为，即使遭遇侵略，参与防卫的方式也应限定在“非战斗性的后勤支持”或“自发援助”，而非赋予国家权力机构一种不受限的动员令。而且年轻人更倾向于寻求“保护”而非“主动安全”。
\n日本民众深知，一旦宪法闸门被拉开，“紧急事态”很可能成为权力滑坡的开始。高市所追求的，是打破战后文官体制对武力的绝对约束，而这正是日本社会对“国家权力失控”最深刻的历史创伤所在。
\n避重就轻：高市的“歪路”
\n如果进一步观察日本当前的政治环境，会发现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修宪并不是日本社会最迫切的议题。
\n根据日本经济新闻长期追踪的“内阁支持率与政策优先度”数据，在“希望首相优先处理的政策课题”中，民生相关议题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包括：
\n物价上涨：50%；
\n年金/医疗/救护：40%；
\n经济增长：30%；
\n教育问题：26%；
\n……
\n相比之下，修宪始终处于明显靠后的位置，3月份的数据只有11%，比2月还低了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对绝大多数日本民众来说，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远比制度性改革更为紧迫。
\n尽管当前日本名义经济数据看似亮眼，但普通民众正承受着日元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实际工资增长乏力、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困境——民众更关注的是“生活能否改善”。
\n高市作为首相，本应将精力集中于结构性改革，但她却选择在安全议题上大做文章，试图通过强化民族主义议题，巩固其在保守派中的支持基础。
\n正如日本政治评论家佐藤优指出：“高市首相的修宪论调，更像是一种‘政治兴奋剂’，通过制造危机感来掩盖民生政策的苍白。”
\n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修宪（尤其是第九条）持谨慎态度的中间派媒体共同社4月初的最新民调显示：在“支持修改宪法允许自卫队出兵海外”的选项中，男性反对率高达 57.6%，女性反对率更是飙升至70.6%；而30岁以下年轻人中，男性反对比例更高。
\n这组数据说明：一旦涉及“实际用兵”，日本社会的谨慎甚至反对情绪迅速上升。换句话说，高市所推动的议题，正在触碰民意的边界。
\n因此，有评论认为，这种持续强化安全议题的做法，更像是一种“政治动员策略”——通过强调外部威胁与国家安全，来转移国内经济问题的关注度，并试图凝聚支持基础。
\n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可能带来的不是共识，而是分裂。
\n撕裂舆论的政治作秀
\n在本次党代会上，有一个极具争议的细节：身着制服的自卫队军官现场献唱国歌。这一极具政治符号色彩的行为立即引发了巨大争议。
\n法律规定自卫队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不应为特定政党背书。这一原则在战后日本尤为敏感，因为正是军队的政治化，曾在历史上推动国家走向战争。
\n日本防卫省和自民党方面起初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照片，但面对舆论压力，很快撤回照片并解释说，这些队员是以“私人身份”参加的。当天，陆上自卫队中央音乐队的副队长也出席了，但防卫省解释称其同样是以“私人身份”出席。
\n但是，队员身穿被称为“通常演奏服装”的制服进行演唱。根据《自卫官服装规定》，当陆上幕僚长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穿着该制服。一些媒体评论就此指出，这种安排“模糊了军队与政治的边界”，具有不良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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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民党党大会上参与国歌齐唱的自卫官。来源：网络
\n然而，高市对此不以为然，甚至称之为“理所应当的尊严体现”。防相小泉进次郎也声称，自卫官有平时穿着制服的义务，所以“穿着制服以私人身份行动并不存在问题”。
\n如果将此与高市推动“自卫队入宪”的政策方向结合看，不难发现一种趋势：自卫队正在被逐步纳入政治叙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献唱事件”更像是一种象征性动作，为未来推动自卫队地位变化进行舆论铺垫。
\n但这种做法的风险同样明显，不仅让人联想到不久前自卫队军官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更进一步加剧日本社会分歧、撕裂国民舆论。高市通过这种作秀式的暗示，将支持修宪与“爱国”挂钩，而将反对意见妖魔化。这种做法短期内或许能稳固其在自民党内的地位，但长远来看，却是在动摇日本战后赖以生存的社会共识。
\n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民党内部也难以理解强势首相的真实意图。《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党内旧派系正出现重新集结的动向。除麻生派外，其余五个派系已解散，但其中的安倍派（高市出身派阀）、岸田派、茂木派、二阶派，分别由部分成员定期举行集会。
\n日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非“是否修宪”
\n日本当前的修宪讨论，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
\n一方面，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安全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历史经验与制度设计，又使日本社会对国家权力保持高度警惕。这种“现实需求”与“历史记忆”的角力，使得修宪问题始终成为争议的核心。
\n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存在的初衷应是约束权力，而非释放权力。当国民在为超市里飞涨的物价忧虑时，首相却在党代会上忙着让军官站台、构思战争条文，试图夹带“紧急事态”和“权力扩张”的私货，实在是对民意和历史的背叛。
\n最终日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是否修宪”，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追求安全的同时，如何避免再次滑向权力失控的历史轨道？
\n而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
\n原标题：高市早苗推动自卫队入宪：制度补缺还是权力暴走？四川炒股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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